香港政制發展
2007-07-15 從九七行到二零零七 (2007年)

                                                                                                             孔令瑜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在滂沱大雨之中,從英國人手上交回到中國政府。

         在回歸的第一天,多個香港民間團體發起遊行,提出「民主回歸」的口號,我們既為結束殖民統治而高興,但亦帶著矛盾的心情面對回歸中國,中國政權過去多年來壓抑人權的表現,令我們不得不憂慮。因此,民主回歸的意義,在於港人應有權掌握我們的將來,回歸的意義不僅是主權回歸,而是政治權力的回歸,從殖民地回歸到香港普羅大眾市民的手上。當天三千多名市民在雨中,為香港的回歸揭起序幕。 

        事實上,從1984年開始的中英談判,至1997年的回歸,經歷過六四事件後的香港市民,一直以來都像是隻待宰的羔羊。曆時13年的中英談判,港人的聲音一直都缺席於會議桌上,有的只是經過精挑細選的「民間」精英代表。

        可悲的是,回歸前後,港人得到不少美麗的承諾,這包括大家都熟悉的口號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等。但一切都只是紙上文章和口號。十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承諾沒有得到落實。

        由九七年成立的不民主臨立會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中央對香港政制事務的插手,是必然的事實。九八年兩個市政局被取消,進一步將港人參政問政的權力削弱;九九年因居港權問題而作出的人大釋法,令我們「明白」,只有人大常委會才有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終審法院的權限很「有限」;2002年高官問責制的落實,告訴大家問責官員因由特首委任,並由中央任命,因此只向委任者問責,市民不可對問責官員寄以厚望;還有接二連三的官商勾結事件,如紅灣半島、數碼港、西九龍用地等事情上,證實了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府,政權只會一面倒的向有權勢者傾斜。當小市民要求退休生活有保障、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反對削減綜援時,便會被引來福利主義、民粹主義、縱容政府養懶人等指責。 

        香港社會不單未能五十年不變,而且正在「循序漸進」地改變,我們已經習慣中央官員評論香港日常大小事務、亦對於中國政府插手特區政府的事務顯得無所謂。幾年下來,輿論和政界都一致同意,未來特區的行政長官人選的首要條件,是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同。當香港面臨經濟危機時,中央政府的介入是理所當然,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些厚禮。媒體在這些經濟優惠上一致唱好,商人高呼要愛國愛黨才有「錢」途,沒有人會關心香港的自主性何在?當經濟發展過份依賴中央的支援時,政制發展和香港的民主進程會否因而被阻礙,或被視為交換條件?

       於是每年的七月一日,官方有官方的慶祝回歸活動,亦有民間自發的抗議行動,繼續要求「全面普選」和「還政於民」。幾年來,七一遊行已經成為香港的景觀,讓中國遊客和國際媒體大開眼界,對港人另眼相看。雖然每年均有輿論批評七一遊行的主題了無新意。但七一平台的重要性,是在於其由民間的自主和自發。港人不願再做沉默的羔羊。

       或許,面對當前的處理,最值得擔憂的,未必是香港的民主進程的停滯,民生問題的劣勢,而是普遍社會的習以為常。當市民習慣性的接受和面對不公平的政制,商人習慣性地依賴中央的經濟支援和干預,官員習慣性地聆聽中央官員對香港事務的介入,然後傳媒或商界在彼此的工作崗位上作自我審查,甚至在不知不覺中配合。久而久之,即使回歸前的承諾沒有被落實,亦再沒有反對聲音,因為我們已經不懂拒絕,亦不敢作出質疑。 

       面對這可能會出現的將來,我們仍然選擇袖手旁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