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及立場書 - 言論、集會及宗教自由
2002-03-21 香港言論及集會自由

 

香港論及集會自由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相比不少國家或地區,香港不能說是一個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市民除了每天可從報章和電視電台瞭解社會時事外,更可透過電台的「phone-in」節目、報章的評論版和讀者園地、公開論壇,以至示威、遊行和集會等途徑表達意見,抒發感受,甚或宣洩不滿。根據警方的統計數字顯示,自主權移交以來,每年都有過千宗公眾集會和遊行能順利舉行。
 
        然而,這不表示香港的言論自由紀錄良好。不少事例顯示,政府在有意無間阻礙示威人士行使基本遊行集會的權利;以及收緊出入境政策,令有台灣和曾參與民運背景的人士不能來港參與學術交流;更透過制定一些嚴苛的法例阻嚇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士,令市民對參與社會行動卻步。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和《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和廿一條,國際間在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等方面有一定準則,而以下列舉的事例正反映香港在達到這些權利的國際標準上仍有距離。
 
對請願人士設限制和選擇性地檢控
 
        政府官員雖然誇口在主權回歸後首三年,就有超過六千四百次公眾遊行和集會。然而,一些較小規模的社會行動卻經常遭警方無理阻撓甚至檢控,例如對參加反世銀和平請願的五名示威者(一九九七年)、毀壞國旗的請願人士(一九九八年)、在立法會大樓示威的「四五行動」成員、參加「六二六釋法」周年紀念的學生和爭取居留權人士(二○○○年)、抗議大學分科收費的五位學聯成員(二○○○年)、於「財富論壇」和「世界經濟論壇」在港舉行會議其間抗議的人士(二○○一年)、抗議雀巢公司使用基因改造食物的兩名「綠色和平」學生義工(二○○一年),以至反對警權過大在遊行中用揚聲器的示威者梁俊威(二○○一年)等等。
 
        警方不但在抗議期間施加限制,如設「指定示威區」遠離抗議對象;以及動用大量警力,採用不適當以至不必要的暴力對付和平請願者,如以胡椒噴霧噴射示威者;更在事後隨意和選擇性地檢控,企圖收阻嚇之效,令學生和市民因恐怕參與社會行動需付出代價而對表達意見有所畏縮,危害言論表達自由。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人士不必採取激烈方式表達意見,那麼警方亦不必採用相應行動。然而,根據國際人權標準,以和平方式進行集會遊行是基本人權;只有當示威者在遊行集會時採取暴力,破壞社會秩序時,警方才可採取適宜行動維持秩序,而不應在活動前設下諸多限制,或在活動其間諸多阻撓和騷擾,甚或挑釁示威者,以致釀成不必要的衝突埸面。事實上,在不少遊行示威舉行時,若警方採取友善和尊重的態度,協助請願人士進行活動,行動亦能順利進行。需知道,示威者往往是社會上的無權勢者,由於缺乏正式渠道與政府溝通,無從影響政府施政,而政府亦不開放聽取和採納市民意見,市民和民間團體才以社會行動方式宣洩不滿。若政府連這渠道亦加以限制,則充分表達出政府毫無容納不同意見的氣量。因此,警方在執行任務時必須照顧到市民言論和表達自由的權利,而警務人員亦應接受有關人權方面的訓練。
 
《公安條例》、《社團條例》和《反恐怖法例》限制言論結社自由
 
        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是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賦予警方極大權力限制示威和公眾集會的法例。此法例曾一度被修訂,使市民舉行遊行集會前不用申請,而只需知會警方。然而,九七前特首辦事處修改了《公安條例》,示威者在示威前必須取得「不反對通知書」才可舉行,而且在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中均加入了定義含糊的「國家安全」條文,禁止在香港鼓吹有關台灣和西藏獨立的言論,使執法人員擁有更大權力控制社會活動,令人擔心是否容易跌進犯法的地雷陣。
  
        事實上,政府曾引用《公安條例》檢控請願人士,例如曾提出撿控在二○○○年參與「六二六反釋法集會」和反對大學分科收費的學聯學生,指他們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只是後來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政府決定取消正式撿控。可見侵犯人權的法例一日存在,政府都可選擇性地作出檢控,因操縱權始終在管治者手中。行政長官、政府官員,以至執法人員聲稱法例是用作維護社會秩序和他人的權利,但法例亦可淪為限制表達言論的工具。
 
        其後,當法律界和民間團體建議政府檢討有關條例,使它更合符國際人權準則時,政府反而主動在立法會提出動議,指出必須維持條例的原有條款,並發動團體支持,反映政府缺乏保障言論結社自由之誠意。
 
        今年年初,特區政府為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的反恐怖主義行為決議,決定訂立反恐法例,界定「恐怖主義行為」,並建議賦權行政長官在「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情況下,將有關人士列為「恐怖份子或組織」,而被定性者需向法庭證明自己非恐怖分子。由於所謂「恐怖主義行為」範圍可以很廣泛,而何謂「合理理由」亦定義不清,若單在行政長官主觀意願下便可將個人或團體定性則顯得太隨意,況且此種非由控方舉證的概念,更有被濫用的危機。因此,政府在制定有關法律時,必須廣泛諮詢各界人士的意見,特別是法律界和人權組織,而不可倉卒行事。
 
政府的入境政策和對學術界的介入影響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
 
        除了透過遊行和公眾集會表達意見言論外,有充分空間進行學術交流和研究出版亦是表達言論其中重要的一環。然而,在過去幾年,卻發生了多宗因海外人士未能入境而無法出席交流會議的事件。例如多位被香港民間團體邀請出席有關中國民主發展的民運人士,包括王丹和魏京生等,就曾於一九九九年四月被入境處拒絕發出簽證,以至不能出席交流會議。同年五月,前台灣官員張京育亦曾因不獲發入境簽證,而未能出席由香港大學主辦的有關兩岸關係的學術會議;及至二零零一年,五名台灣工運人士亦於「世界經經濟論壇」舉行期間被拒入境,因而無法出席由民間團體舉辦的「亞洲人民論壇」。這些人士的特別身份和在人權及統一問題上所持的意見與北京政府不盡相同,令致港府將他們拒諸門外,反映港府重一國多於兩制。
   
        此外,「鐘庭耀民調事件」更突顯政府有介入學術領域之嫌,而「李少民事件」則反映從事涉及中港兩地學術研究的學者容易誤越雷池。這些事件反映特區政府不是容許北京政府隨意介入香港事務,便是跟隨國內的言論表達準則,實行自我約束,損害言論和學術自由。
 
傳媒受壓力影響新聞自由
 
        香港電台作為公營電台,曾多次被人大政協個別委員和親北京陣營人士批評,指其製作的節目,特別是「頭條新聞」言論失控,在批評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方面太自由,似有意促使政府收緊傳媒的新聞自由。
   
        此外,政協常委和中聯辦官員曾公開指傳媒不應報導鼓吹台獨和兩國論的言論,亦認為港台不宜邀請台灣駐港辦事處人員鄭安國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陳述有關「兩國論」的言論,並促請特區政府就顛覆、分裂國家罪行立法,有干涉傳媒自主之嫌。其間,政府新聞統籌專員和特首本人亦曾公開表示,鄭安國在港台節目所發表的言論並不洽當,指沒有中國人希望見到台灣獨立。
 
建議
 
1.     修定所有壓制言論的法例,包括《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中的「國家安全」概念和破壞國旗的法例,使之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以及由政府開始建立尊重表達言論和學術自由的文化。
 
2.     在考慮訂立新法例時,如制定有關反恐、涉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叛亂、顛覆和分裂國家罪行等法例時,必須廣泛諮詢民意,並以尊重人權和言論表達自由為大前題。
 
3.     執法部門,特別是警方在執行職務的同時,應照顧市民表達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並加以協助,而不是加設種種障礙限制市民。
 
4.     確保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權,以及新聞傳媒的編輯獨立性和新聞自由。n
 
 
(以上為本會與十多個民間團體,於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時共同撰寫的「民間政綱」中的「香港言論及集會自由」部份,如欲參考整份「民間政綱」,請按此)